学的说法就是,我们中国人想到的是实体经济,而不是说那钱是变来的。我们想到实体经济当然就谨慎。信用卡文化是什么文化?“喜唰唰、喜唰唰、喜唰唰”,刷的时候很有快感,和郎教授掏票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所以,信用卡文化年轻人接受起来很容易。但是这东西确实有一定的风险,如果监管不力,发卡太多就麻烦大了。
郎咸平:其实美国、韩国都是一样的,发卡太多,监管不力,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把别人的坏习惯都学来了,但是有一点很好,咱们还没那个水平去发衍生性金融产品,因此不会有那种危机。
司马南:您说的我太赞成了,我们还不会玩,美国信用卡已经危机了。
郎咸平:所以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危机。很多人说,郎教授你这人讲话总是过于悲观,我没有悲观,我讲的是事实。中国的危机不是这个问题,不是信用卡危机,也不是金融危机,我们是制造业危机,这点才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制造业危机将来更深化的话,它带来的金融危机也许是我们会碰到的。
我们会重蹈韩国的覆辙吗
如果我们真的接过美国的信用卡,开始用信用卡消费的话,我们的下场会比韩国人惨得多。
王牧笛:现在有一个很热的话题,就是托马斯·弗里德曼在《纽约时报》写的一篇文章,这篇文章里就说美国人现在不是把信用卡都抛弃了吗?他们消费不起了,中国人应该接过美国人这些抛弃的信用卡。
郎咸平:这就是叫我们重蹈韩国的覆辙。但是有一点不一样,我们中国大部分人都很贫穷,如果我们真的接过美国的信用卡,开始用信用卡消费的话,我们的下场会比韩国人惨得多。因此,政府如果想透过信用卡来拉抬消费的话,我觉得大可不必。我们太贫穷,有些人是根本还不起钱的,任凭他多努力地工作结局还是还不起钱。
司马南:就是还不起,绝对贫困嘛。
郎咸平:现在我看我们也不可能走上这条路了,因为这个事我们上上下下都有警惕了。首先银行现在已经开始警觉了,银行它是要赚钱的,如果赚不了,那它就不这么干了。还有银监会有警惕了,银监会早就明令指出这些事要监管,不能出现那样的问题。所以,我们这个体制还是有自身的好处。
王牧笛:刚才咱们一直在说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,又产生了信用卡危机,后来它自己也反省了,在它的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出来。有个韩剧叫《钱的战争》,男主角的父亲因为欠了高利贷,最后用信用卡割腕,割腕之后用血写了四个字——不要透支。
司马南:东方人观念里面早就有不要透支的思想。我在20年前的时候,跟人家借过1000块钱,之后就日日如芒在背,后来还了,心里真舒坦。所以,千万不要欠人家钱。
郎咸平:你不错嘛,这么有信托责任。
司马南:基本的信用我还是有的。
王牧笛:中国发卡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?中国人认定的是高收入意味着有高信用,它审查的不是你的信用。美国再有信用卡危机,起码美国整个的个人信用档案是完整的,它可以根据你从小到大交房租、交学费的情况来判断你的信用。中国不是,中国先看你收入,收入高给你额度高一点,给你个金卡,甚至黑金卡。
郎咸平:这个还好,我告诉你,我上次去银行想贷款100万,他们考虑半天说,郎教授虽然还算有钱,也很有名,可是不行,为什么?因为他们信用贷款是有等级的,100万以上要副部级以上的。
司马南:真的啊?
郎咸平:按照政府单位的级别来算,郎教授的水平大概是副科。反正到最后没借给我。
司马南:如果是真事,那我觉得太逗了,就算是正部级,假如不是贪官的话,100万他也还不上。
王牧笛:所以你会发现,中国的社会对信用的理解跟美国是不一样的。
郎咸平:所以,我们中国是个很可爱的国家,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发生,我们发生的事情美国也不会发生。
司马南:这就是互补,很强的互补。
王牧笛:但是你看,欧洲现在正在迅猛地追赶美国信用卡危机的步伐,尤其是英国,因为它跟美国的特殊关联,英国现在是整个欧洲信用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。
郎咸平:对,没错,然后它们的信用卡危机回过头来,绕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再一次冲击我们的出口制造业,到最后还是打击我们最痛的地方。
王牧笛:现在这个信用卡问题还养活了好多其他的行业,比如说追债公司。现在银行不出面了,而是找那种专业的追债公司。
郎咸平:我不晓得在我们内地是怎么追债,在美国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,臭烘烘的,天天在你家门口等着你,把你弄烦了,你就会想办法还钱了。
司马南:在中国他们是很横的,到你家来的,或者到你单位来的,都是大块头,留着寸头,胳膊上说不定还有一块刺青,戴着大粗金链子。
司马南:中国的信用卡还养活了另外一批人,这批人专门负责发卡。比方说北漂一族,他们每天要发到多少张卡,然后就会有一定的提成。所以现在发卡如果不多的话,这批人就要失业了。
郎咸平:没事的,他们转换得很快的。
司马南:不卖卡就去卖郎教授的书(盗版)。